尹建东:传统延续与现代转型: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变迁研究

admin 新葡京娱乐 2019-10-09 11:45:38 2491

   内容提要:云南边境地区复杂多元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乡村集市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跨境交流的开放性特点。到目前为止,云南边境集市虽然部分延续着传统“基层市场”体系的结构特征与经济交换、社会交往的功能,但在边疆地区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高速推进和小城镇建设推广等一系列城乡社会经济变革的深刻影响下,云南边境集市的结构功能正在发生着明显的现代转型。一方面集市的时空结构在现代性变迁过程中得到重塑;另一方面集市的传统经济功能在渐趋减弱的同时,又呈现出社会文化功能不断增强的趋势,从中反映出云南边境集市及集市背后的乡村社会与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和其所产生多样性后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云南边境集市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探究、审视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 键 词:边境集市/结构功能/传统延续/现代转型

   标题注释: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科研平台项目“云南边疆稳定与民族团结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尹建东,男,内蒙古四子王旗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与历史人类学等;吕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导言:研究的基础与问题的提出

  

   在学术研究中,集市通常被称作“定期市场”或“集贸市场”,一般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地点、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由买者和卖着聚集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换、交易活动的场所。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集市一直具有经济上互通有无、社会上相互交往等重要功能,因而集市及其相关问题也就成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长期以来的关注焦点之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最早系统地利用中国方志材料,对中国华北农村的定期集市及其结构功能进行了分析描述。①稍后,杨庆堃通过对山东邹平县城关集、明家集与刘聚桥集的集中田野调查及其他7个集市的广泛走访,一方面廓清了邹平传统集市的“内部功能结构和运用”;另一方面指出,在中国社会即将步欧洲后尘进入工业革命与城市化阶段前期,集市最集中体现了变迁之中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与组织的形态。②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则从集镇在农村社区中发挥的经济贸易作用入手,剖析了当地农村集市的结构功能。他认为,村落社区中的初级市场以及村里的“社会义务、互相接待、留宿和互赠礼物是不够的,它不足以使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农户获得他自己不生产的日常必需品”,只有更高一级的中级市场——即集市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的这些日常生活消费需求,而且由于集市总是位于集镇,所以“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③杨懋春在研究山东台头村社区时,则在集市的经济贸易功能之外,特别注意到了集市的社会政治功能。杨氏研究表明,集市不仅为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提供了一个便于交往的公共场所外,而且还是分散的各个村庄进行联合行动的重要场所。④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界除了对内地集市问题予以了较多关注之外,对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集市贸易,也做了相应的探索和研究。其中,江应樑依据田野调查材料,探讨了“摆夷”地区的集市贸易、商品流通与货币使用情况。⑤李有义在《汉夷杂区经济》一书中,对云南路南尾村“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问题做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对基层市场交易——“赶街子”在当地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地位进行了生动的描述。⑥在这些著述中,所涉及的与集市相关的内容虽然较为简略,但初步奠定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村落与集市贸易研究的基础。

   在国外学术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集市体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市镇研究真正步入了成熟阶段。他于1964~1965年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提出了独特的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的理论方法,即“施坚雅模式”。施氏通过对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的应用,明确提出了以市场结构作为中心来研究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的观点。施坚雅指出,以市场结构为中心,不仅能够从空间上阐明中国经济体系的构造与运行,也有利于对中国社会的结构进行有别于传统以行政体系分析为主的研究。其中,集市是市场体系结构中等级最低但作用却极其重要的一级。它不仅是市场区域内农户交换商品的场所,而且是农村富余产品上流到更高级市场体系的起点,以及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下流的终点。不仅如此,施坚雅还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⑦该理论的提出,使施坚雅对中国集市功能的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⑧。不仅如此,由于受施坚雅市场理论的影响,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类学家,也不再囿于村庄小世界,而是更多注意集市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把调查的区域扩大到一个市场区域,如埃里克·沃尔夫在台湾汉人社会中做人类学调查时,即把目光投向以台湾新北市三峡区这一集市为中心的市场区域。自1988年以来,国外学者包括萧凤霞、科大卫、滨岛敦俊与片冈山等人与中国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是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小榄、沙湾、沙头、芦苞与龙江这几个集镇。⑨

   然而,综观以上研究,有些悖谬的是,施坚雅及其之前的中国集市研究,虽然也非常重视对集市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的揭示与探讨,但由于这些集市基本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长期存在的传统集市,所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诸如集市的历史变迁、兴衰更替及其与乡村社会转型关系等问题,对集市的当代功能与作用着墨甚少,故而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集市功能的存续及其变化的前瞻性认识。不仅如此,从区域研究重心来看,由于历史上华北、江南等地的集市和集市贸易一直较为兴盛,并且在相关史料及地方文献记载中的历史发展脉络也较为清晰。因此,针对这些地区所做的集市研究似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典范模式,而对于分布在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云南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乡村集市,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规模狭小、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学术界对其仍然关注不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那么,当代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时空结构与之前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它还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包括施坚雅在内的近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些集市功能,是否依然在云南边境集市中延续?在这类集市中有没有出现以往研究者没有看到的,或者是全新的结构功能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社会学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传统延续及表现形式,分析其在当代市场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渗透影响下,结构功能出现的现代转型和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二、交换与交往: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传统延续

  

   云南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份,复杂多元的地理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民族在分布格局上的“大杂居、小聚居”特点。而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和族际间交往的需要,使得境内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不只是地理空间上单一的经济和文化坐标,而且也使之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尤其是边境地区的集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边民互市的传统,亦可以看作是延伸于国界,联系国界两侧跨境民族的特殊场域。云南边境集市自产生以来,以其特有的辐射和涵化功能,不仅丰富了边境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边境集市为核心的“集市文化圈”,深刻影响着边境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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